受貿易摩擦影響相對少的資產:美國高收益金
影響(政府)債券價格因子主要是利率走勢、經濟狀況與信評變動,債券價格與利率走勢成反比,也就是殖利率上升,債券價格下跌,反之亦然。一個國家經濟惡化,例如經常帳赤字/GDP 過高,往往在美元走升時期,導致新興市場債產生資本利損。而信用評等調降,除了影響發債成本外,也會導致資本利損。 不論是政府債與高收益債其總報酬均包含配息與資本利得,但資本利得影響因素除殖利率(無風險利率)變動外,與政府債不同的是高收益債的債信一般不及政府信用,因此發債籌資需再依本身信評與財務狀況,加上風險貼水(信用利差),才能在債市上募集到資金。因此高收益債的資本利得影響因子有兩項:信用利差變動加無風險利率變動。
殖利率上升,對公債不利,但高收益債票面利率高,加上存續期間較短,因此較能對抗殖利率上升風險。但信用利差與殖利率關係是一般投資人較陌生的,由於聯準會升息往往是對經濟狀況好轉有自信,而經濟好轉也意味發債企業違約率降低,信用利差往往會下降,所以公債殖利率與信用利差傾向呈現反向關係,因此高收益債對抗殖利率上揚的效果比其他固定收益商品好。其實高收益債較大的跌幅往往發生在降息階段,非升息階段。當聯準會察覺經濟狀況不對,決心開始進行寬鬆經濟政策,此時發債企業的違約率往往開始上升,造成高收益債資本利損,且該階段資本利損不容易由配息所抵銷。
目前固定收益投資商品中,美國高收益債較不受貿易摩擦影響。而貿易磨擦時,美元往往被視為避險貨幣走強,導致部分經常帳脆弱的新興市場國家,如土耳其與阿根廷,股債匯走跌,進而影響整體新興市場債。簡言之,如同美國股市,美國高收益債享有確定性較高的優勢。
2018年6月美高收違約率為3.02%,摩根大通預計2018年全年違約率仍保持低點在2.5%左右,低於長期平的均3.0%~3.5%。問題在於美高收信用利差,已經來到相當於2006年景氣高峰的低位,未來收斂空間有限。當下的環境,違約率或許還能維持低檔,但是信用利差收斂到低點,已反應低違約率,信用利差已無縮減空間,一旦無風險利率快速走高,則容易損及資本利得,進而侵蝕部分配息。投資人欲擴大獲利,必要時需在回檔時再加碼。